訪問、撰文:謝碩元

回答:李宥融、王小天

日期: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

地點:環音專業燈光音響演出工程倉庫內

 

二〇一七年七月的愁城鬧事,本來只是要和「環音專業燈光音響演出工程」(以下簡稱環音)洽談硬體合作,卻因對方位於新莊的倉庫氛圍獨特,最後將活動直接辦在環音的倉庫內。合作過程中,環音的專業能力、對於場景的支持、樂於溝通的態度,以及工作人員皆為朋友而非傳統師徒制的上下從屬,都讓我們合作融洽,臭味相投。

當然,除了互動上的直觀感受外,環音本身制度也有獨到之處。他們在倉庫內搭起一間練團室,提供從旁協助調整音場的練團服務。愁城鬧事籌備期間,環音要求事先為我們上一堂音響工程的基礎課程。在我們上完課離開前,一批即將交由環音做場的高中生踏入練團室進行成發彩排,環音的工作人員一邊細心講解硬體與音場原理,一邊錄下他們彩排的現場,並且紀錄參數。上述服務對環音來說不過都是基本款。

本篇訪問環音負責人李宥融與王小天。李宥融在二〇一五年創辦環音,王小天於二〇一七年五月入股加入。這就來看看這兩位年紀輕輕、衝勁十足的傢伙有著什麼樣的來歷?對於音控專業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?又如何看待音控與整場表演的關係?

(王小天(左)與李宥融。攝影:龐亮軒)

環音願意接下像愁城鬧事這種以商業標準來看並不討喜的場,讓我感到環音團隊相當喜歡愁城鬧事活動的氛圍。可否先請兩位自我介紹,談談各自如何進入音響工程產業的?

李宥融(簡稱李):我在蠻小的時候就有非常強烈的自力更生念頭,想要證明自己可以靠音樂生存下來,而走音響工程是一條路。高中時,我在livehouse打工,大一時跟一個師傅做場,他就我這麼一個學徒,當時加上教吉他一個月有一萬多,算是勉強有達標。做一年多我又轉到另一間較大間的音響公司去打工;在這裡,相對於硬體,我同時也著重發展業務的工作(較具規模之音響公司內負責接case的職位,也需要有音控知識)。

二〇一四年的大二上學期,修了輔大社會系與心理系的課,他們反思性的教學幫助我重新認識自己。我開始思考,大學必須再待兩年才能畢業,這兩年換算成產業的工作資歷,其實會相差非常多。相對地,大學環境會讓人過得太安逸。這社會賦予大學生的一個特性就是不必負責任,想清楚後我便辦了休學,全部投入音響工程產業。

王小天(簡稱王):一開始只覺得當PA很帥,但實際下來做了,發覺並不如此(笑)。好啦,其實起初是二〇〇九年幫忙新莊Holyland音樂工作室辦在二重疏洪道的「珍愛永恆」音樂會處理硬體,算是第一次做場並產生了興趣,之後靠著看書、看youtube自學,同時還跟幾間廠商兼職做場練習實務操作。當兵前,我在巨獸搖滾第二屆控場時,被Revolver注意到,被找去他們那邊控場(李:Revolver第一位華人PA!)。二〇一三年退伍後,我到李宥融先前打工的那間大公司,一待就是三年半。

為什麼想要跳出來創辦環音呢?

李:在這個產業待久了,有些現象慢慢會讓自己產生反思。比如說,某次我跟第一個師傅做場時,我喇叭線已經拉完,但又不能夠讓自己閒著,我有技術上的把握,去做樂器收音,於是上台處理,師傅卻大罵我:「你幹嘛一直去碰樂器!」(問:這有什麼不對?)我也不知道。總之,面對師傅的權威和情緒變化是很正常的事。這樣的經驗不只一次,偶爾會讓我難過到哭。又比如說,產業內工作並不會有太多保障,甚至可說是壓榨。公司基本上還是在玩節省成本的遊戲,同時伴隨(師徒制下要求)服從而來的,是員工沒有太多與公司協商的空間。

二〇一五年離開公司前,因為本身有帶熱音社,並在樹林一帶租了間非常陽春的練團室,讓附近的高中生可以練團。我轉念一想:都有簡單設備了,也有做業務累積的人脈,何不乾脆自己賭一道,出來做做看呢?於是我籌了二十萬的資本額添購設備,開始自己出來做場。

王:我在大公司待了三年半,慢慢混出一定位置,但是即便做了這麼久,一個月做到二五〇~三〇〇小時,拚死拚活薪水卻仍然只比保全或加油站多一些。都二十六歲了,卻連家庭都不一定顧得好。另外,我平常花非常多時間自我學習,也不是一個吝於分享知識的人,但在大公司內,卻不是每個人都有成長的動力。整個低氣壓氛圍不只會摧毀一個人,也會摧毀整個產業。二〇一七年,我看到宥融搞環音搞得很有衝勁,也能帶給人正能量,便覺得這家公司是值得投入的。我不希望耽誤我對未來的展望。

李:過去公司只有我一人,初期只能用大量接場來換取收入,此外我要處理接單、人事、記帳、硬體等所有大小瑣事,搞到顏面神經失調、眼睛亂跳。小天進來後分擔了很多工作。

王:但是我很感謝前公司師傅們的教導,他們知道我的自尊心很強,常常用提點的方式對待我。工程方面的小細節、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面,有一位師父特別照顧我。另一名做業務的師傅,也給我蠻大的揮灑空間。

傳統音響工程產業內的上對下關係,感覺讓人非常難以呼吸,但環音沒有讓我有這種感覺,工作人員之間都像朋友,請問環音是否在制度設計上有所不同?

李:有。我們將工作分成燈控、音控和舞台三項,有多少能力就領多少錢。如果三項條件都具備就可以領到最高薪,目前只有廢埕樂團的朱宸一人達標。這些制度也並不是由我來訂,而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,有什麼不公平要出來講或出來罵都可以,為了就是不希望任何一個人承擔過多的loading。像這次之所以要接愁城鬧事,就是因為大家覺得應該要好好感受活動氛圍,以及認識更多朋友,軟硬體要怎麼規劃,也都開放互相討論。

我在旁邊的白板上看到滿滿的數學公式,看起來是在為音場做計算,這樣的工作你們平常就在進行嗎?這在音響工程產業內常見嗎?

王:其實這是為了分析愁城鬧事在鐵皮工廠內的音場狀況,特別計算的,但我們確實把運用理論的數學計算看得非常重要,平常也時常在鑽研。產業整體來講,大家普遍都是在學徒制的實務操作中磨出來的經驗派,有些資深的前輩摸了很久,自然有他的一套做法,靠著豐富的「經驗」把音場完成。聲學理論在歐美是一門專業,但在台灣只有少少幾本翻譯書可以看,大家也不見得會讀。

李:厲害的人應該是經驗與理論並進,單靠經驗容易變成主觀意見,使討論沒有依據。比方說:我們可以用經驗判斷,我們倉庫的鐵皮牆和挑高的天花板高度會導致音場不好,但到底為什麼這樣的空間會導致音場不好、又該怎麼做出調整,怎麼選出適合這種場地的設備,都需要深入的理論探討。可能有很多同業會問,你買那麼好的喇叭給學生糟蹋幹嘛?你寫那麼長的文章探討理論,但是你賺的的錢有我多嗎?(註一)有些人也會說你寫的東西都看不懂,但我不是故意吊書袋,而是要讓大家知道音響工程沒有那麼簡單,它可以從術語與數學中提供一種力量感。

靠經驗還造成另一個問題,面對客戶時,老一輩的人常常靠經驗胡謅,而不是用技術或理論去嘗試溝通,而客戶也不一定能分出差異在哪。環音還沒進入穩定的草創期,某一場熱音社表演,我的擴大機有問題,只好臨時改用他們禮堂內原有的,結果導致系統一直爆音,我心裡感覺在欺騙別人獲取利益,但學生沒發現還非常開心。這樣你就可以了解靠嘴巴可以彌補多少技術上的問題。

與環音的合作過程中,可以讓我感受到你們在專業溝通上的熱誠。對環音而言,你們心中有無對所謂「好音場」的定義?而一個好的音場又該如何被建立呢?

李:這可能是一個不同人有不同期待的問題。我們可以分成音樂工作者、主辦單位與觀眾三者來談。音樂工作者當然對聲音最為敏感,因此我們需首先確保聲音的品質,讓他們可以在舞台上得以投入。但同時必須要說,音場的好壞也主要取決於音樂source本身(註二)。台灣普遍覺得音場不好是PA的問題而導致兩邊的互相對立,這並不是個好現象。至於該如何做到聲音的平均化與系統的完整,只是音響工程的基本要求。

說老實話,音場跟死忠的樂迷其實沒什麼關係,他們不一定能區分音場的好壞。問題或許仍然得回到我們如何符合主辦方的期待。活動是什麼性質、預算多少、是SKII的發表會,還是聲音細膩的現場演出?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事。怎麼事先理解主辦方與觀眾,這或許已經超越音場本身了。

但是就我自己樂團的演出經驗來說,我在兩場自認為演出水準一致、觀眾組成也差不多的表演中,感到反應與評價的極大落差,其中較差的那場,我在看別團演出時就知道這天音場不太好。雖然音場不好可能只是一個原因,但我認為觀眾的耳朵也是敏銳的,音場好壞也會影響他們的投入程度。

李:或許我脫離音樂表演者的身分太久了,沒辦法在舞台上感受聲音對觀眾的影響,你說的這點我認同。

前面提到音樂工作者和PA的對立,你認為有什麼辦法可以消解嗎?

李:長期以來這兩方的對立是出自彼此不溝通,互相推託責任,一些師傅邊控邊取笑演出者彈得很爛的場也是有。然而,不是為自己說話,source對於音場好壞,確實佔較大比重。樂團自己也該承擔責任。我在環音弄提供現場音場調整服務的練團室,就是想化解這個對立,你把表演做好,我傳遞音場的知識,透過互相瞭解來累積信任。

環音接下來想要找樂團做專場合作,從器材選用到各種技術都做支援,即使一開始樂團開的預算比較低,我們也會想試著接,這也是依循此理念所想跨出的下一步。

音響公司自己開練團室,同時提供調整音場的服務,據我了解並不常見。能否說說為何想這樣做?

李:創辦環音前,我幫自己學生弄的練團室是免費的,我只有一個要求,就是他們一定要定期在練團室門口表演。表演對樂團來說,是個重要的練習,而我則是把場地與設備狀況都處理好。這個概念是環音的雛形,現在的練團室是它的延續。

註一:環音在愁城鬧事後,特別撰寫、分析當天聲音工程的的理論性文章〈愁城鬧事聲學架構〉,此文發表於李宥融的個人臉書,參見:https://goo.gl/kMBthG

註二:一般翻作音源,此處特指從表演者端生產出的聲音,品質取決於表演者本身的技巧與音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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